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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3年5月18日,河北宽城深山里。一支日军中队踩着晨雾往前走,没有任何警觉。
他们刚从孟子岭据点出发,任务很简单——搜剿。山路两侧是密林,林子里静得出奇。然后,三发信号弹腾空而起。枪声炸开,整个山谷都在颤抖。

大扫荡中的"冀东延安"
要弄清楚这场仗打的是什么,得先回到1943年5月初。
那个月,日军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联手出动,抽调五六万兵力,把整个冀东的山头翻了个遍。目标是冀东军分区的迁安、青龙、平泉基本区,打法是拉网合围,从四面压缩,让八路军无处可逃。形势很险。
冀东军分区司令部随即做出决定:分散转移,跳出包围圈。司令员李运昌带着一批人往东线走,政治部主任李中权带着另一批人往北走。往哪儿走?往宽城方向,往王厂沟。
王厂沟这个地方,外人未必知道,但在当时的冀东,它有个响亮的名字——"冀东延安"。

这里地处深山,山高林密,沟壑纵横,冀东军分区司令部和冀东地委机关都曾在此驻扎,重要决策在这里拍板,重要干部在这里歇脚。从战略上讲,这就是冀东根据地的心脏。
李中权一路跋山涉水,终于带着政治部人员转移到喜峰公路以西的蔡家峪、棒槌岩一带,暂时脱险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,一批意想不到的客人也赶到了。
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特意抽调的上百名干部,在冀东军分区13团特务连的掩护下,越山过水,风尘仆仆赶到了宽城附近,与李中权的政治部汇合。5月17日,人员全部到齐,李中权在王厂沟专门为这批同志举行了欢迎仪式。
一百多号精锐干部,聚在一起,聚在"冀东延安"。谁也没想到,危险就在翌日凌晨到来。

凌晨的情报,上午的枪声
5月18日,天还没亮透。北山上的侦察员送回一条消息:从孟子岭据点出来的日军,正往王厂沟东面逼近,已经到了棒槌岩,还在继续前进。李中权看完情报,脑子快速转了一圈。
孟子岭据点距宽城不远,距王厂沟也不算远。出来的这支日军大约是一个中队,一百多人。这支部队,是日军关东军独立守备第27大队下辖的村山中队。很多人会觉得奇怪——关东军不是在东北的吗,怎么跑到冀东来了?
这个问题在当时同样让八路军战士摸不着头脑。事实是,1941年以后,随着日本认为"东北局势已经巩固",关东军的扫荡重心开始南移,冀东成了他们的重点讨伐目标。独立守备第27大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调驻华北兴隆县,整个大队下辖四个中队加一个炮兵小队,兵力约一千人,专门在热河和冀东一带执行治安讨伐任务。村山中队,就是他们派驻孟子岭据点的一支。
日军察觉到八路军在宽城的动向,命令这支中队立刻出动。从后来幸存日军士兵的回忆来看,他们对这次出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,更没想到会踩进伏击圈。李中权这边,形势比想象中还要紧迫。

他手边没有多少兵。跟着政治部转移的,大多数是机关人员,是非战斗人员,真正能拉出去打仗的只有两个连:一支是13团特务连,副营长薛辉荣带队;另一支是警备连,代理连长张进学指挥。这两个连在冀东军分区都是精锐,但两个连加起来,能打仗的人数也就是几百人。
敌人一百多,我方能战斗的几百人——数字上看似占优,但这场仗不是算数题。李中权没有犹豫。 他先把机关人员、新到的上百名干部,全部转移到西边大山里的小王厂沟藏好,派一个班保护,然后带着两个连进入伏击阵地。
计划很清楚:警备连埋伏在村东山,特务连和指挥所布置在东南山,等日军进了村,居高临下,一口吃掉。等了几个小时,什么动静都没有。上午8点,派出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:日军到了棒锤岸,突然向北折去,往瀑河川方向走了。
李中权当即警觉——这支日军是绕道来了,要从王厂沟北面打进来。命令立刻下达:特务连从东南山调到西山,警备连从村东山调到东北山。半小时后,侦察确认:日军已插入瀑河川,正向王厂沟开拔。1943年5月18日上午10时,日军糊里糊涂踩进了埋伏。

从伏击到胶着,那块大石崮决定胜负
三发信号弹升空,战斗打响。埋伏在东北山的警备连机枪首先开火,子弹倾泻而下。步枪跟上,手榴弹接连炸响,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,阵形瞬间散乱,纷纷找掩体躲避。
但日军不是软柿子。这支关东军中队训练有素,在遭遇伏击后,很快重新整队,向我军埋伏的东北山发起猛攻。在村口,特务连的两排战士端着刺刀冲出阵地,与敌人拼上了刺刀。这是真正的肉搏。
根据李中权将军后来的回忆,日军当中有很多蓄着胡须的老兵,"尤长于射击和拼刺",战斗力强悍,在伏击战中打得相当顽强,数次重新调整兵力,向我阵地发起反扑,均未得手。但我军数次冲下山去试图消灭山沟里的残敌时,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。日军后续部队抢先占领了王厂沟东北方向的骆驼脖山头。
这个山头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。一旦被日军站稳,他们就能用轻重机枪组成交叉火力网,把山沟里被压制的残敌保护起来,让我军既打不进去,又退不干净。我军几次冲锋,全被日军火力压住,伤亡开始增大。眼下的局面很清楚:不拔掉骆驼脖山头,这仗没有结果。

警备连代理连长张进学盯着山头看了一会儿,命令二排排长巩玉然带两个班、扛一挺机枪,绕路去,从高处迂回,找角度歼敌。
巩玉然带着人,翻过四百多米的密林和峭壁,抢到了距日军东侧阵地约五十米的一个小山头。他亲自带一个班冲上去摸底,手榴弹掩护,一路冲上日军阵地边缘——然后迎面撞上了二十多个端着刺刀冲过来的日军。寡不敌众,退回来。
退回来之后,巩玉然才看清楚这块地形的关键所在:日军阵地上有一块大石崮,足有一人多高,一间屋子那么大,天然地成了日军的掩体。石崮南侧是我军的进攻路,北侧是断崖。日军往石崮西侧一缩,八路军的枪打不着,手榴弹也投不到。强攻,死路一条。
这时候,6班班长张泽明提出一个想法:绕到大石崮东侧,往西侧敌人阵地上扔手榴弹,先杀伤几个,再趁势冲上去。4班班长苗得路补充:用机枪封死石崮南侧,不让日军绕过来抄后路。

巩玉然决定就这么干。他命令机枪班长张良负责封堵南侧,自己带两个班摸到大石崮东侧。到了东侧,才发现这里有一个天然台阶,能站四五个人,距敌人阵地只有三四米,只要直起腰,就能看见对面的日军。手榴弹一颗颗丢过去。
日军被炸懵了,立刻从南面迂回想包抄——被张良的机枪打了回去。日军拼命往下扔手榴弹,结果被大石崮挡着,全滚到山坡下炸了。
就在这僵持当口,一颗日军手榴弹滚了下来,6班班长张泽明躲避不及,当场牺牲。日军意识到石崮东侧的威胁太大,开始搭人梯往石崮上爬,想越过去消灭这支小分队。刚一露头,被逐一击毙。"先后爬上来的几个日本兵都被一枪一个地点了名,像死猪一样地栽了下去。" 巩玉然后来这样描述那段时间。但弹药很快打光了。
没有子弹,战士们开始捡石头砸。日军发现对面没了枪声,再次尝试越过石崮——被刺刀往下挑。混战中,一颗子弹擦着巩玉然的头皮飞过,头皮撕开,血流不止,他坚持不撤。就在这个危急时刻,3排长张治国带着两个班、揣着几十颗手榴弹赶上来了。增援到位,转机出现。

最后的决断,与一把没见过的枪
仗打到这里,时间已经从上午拖到了下午。战局对我军不利。伤亡持续增加,弹药消耗巨大,两个连的主力都已陷入苦战。按照冀东军分区的一贯规定:不允许和日军打成消耗战,如果短时间内无法取得优势,就必须主动撤退,保存兵力。有人开始劝李中权撤。
元股证券:ygzq.hk理由很充分:仗已经打了大半天,敌我双方消耗都很大,与其在这里继续磨,不如先脱身,等机会再说。李中权想了想,拒绝了。他的判断很直接:王厂沟山大林密,骆驼脖山头虽然被日军占着,但那块地方容不下多少人,就算敌人增援赶来,短时间内也上不来多少。继续打,有胜算。
命令下达:特务连抽出一个排支援警备连,警备连2排随巩玉然正面冲锋,1排从左翼包围,特务连增援排从右翼包围,掷弹筒班全力压制敌人火力。这是要毕其功于一役。冲锋在即,战场上最残酷的一幕出现了。

代理连长张进学随部队冲上去,冲到半路,胸口中了一颗子弹,倒下去之前还在大喊——"别让一个鬼子跑了!"他昏过去了,昏了整整三天,三天后才醒过来。
特务连的副营长薛辉荣在冲击过程中,被日军刺刀刺中要害。牺牲之前,他把最后一口气用来干了一件事——抡起枪托,砸倒了面前最后一个敌人,然后倒下,再没起来。天黑下来,零星的枪声渐渐停息。战场上安静了。日军关东军村山中队,全歼。
事后,当地农民刘殿场挑水去田里,发现身后跟着一个逃出来的日本兵。这个日本兵手无寸铁,还以为中国农民怕他,叽里呱啦乱叫,还指着水桶要喝水。刘殿场放下水桶,让他喝。日本兵跪下去喝水的那一刻,刘殿场抡起右肩上的铁镐,把他砸死了。村山中队,一个也没跑掉。
但是胜利的代价同样沉重。两个打主攻的连——13团特务连、警备连,打完这一仗都暂时失去了战斗力。阵亡的有,重伤的有,基层指挥员几乎打光。这两支冀东精锐,得用很长时间来恢复元气。战斗结束后,战士们开始打扫战场,清点缴获。弹药基本上消耗一空,没什么好说的。但缴获的武器,让所有人都愣了一下。


有人拿起一挺轻机枪,看了半天,才发现枪管前头还连着一把刺刀。带刺刀的机枪?冀东八路军以前从来没见过。有人看着另一挺重机枪,发现枪上居然装着光学瞄准镜——这东西在当时对八路军来说几乎是奢侈品。还有人拿起一支步枪,看准星,发现是双准星,和三八式的单准星完全不一样。没有人认识这些东西。李中权将军后来回忆,战士们都在说,关东军的装备比关内的日军精良得多。
这话说得没错。军事史料证明,九九式步枪和配光学瞄准镜的九二式重机枪,在当时都是优先装备关东军精锐师团的,关内的"支那派遣军"大量继续使用的还是老式三八式步枪。九六式轻机枪加装刺刀,是日本为了让机枪手在弹药打光后也能参与拼刺而设计的功能,实战意义虽然有限,但关东军就是这么配备的。
这批缴获,成了一次意外的装备课。八路军战士第一次知道,原来日本人还有这些东西。

那块石碑立在山里
王厂沟伏击战,在1943年的冀东是一件大事。冀东抗战多年,始终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。双方实力相差悬殊,装备差距更是摆在那里。能够以两个连的兵力伏击并全歼日军关东军一个中队,这样的战例并不多见。
日军第27师团中队长藤原彰在他的《中国战线从军记》里,有一段话说得很清楚:八路军在冀东打伏击战打得太熟练了,情报来源于民众,日军在这一点上根本没有优势,"这是一件让日军无法掌握中国民众之心的事"。
王厂沟就是一个例子。一百多名日军精锐,踩进了一个他们完全没有料到的包围圈。他们训练精良,作战顽强,装备精良,但他们不了解这片土地,也不了解这片土地上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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巩玉然,那个在大石崮东侧头部中弹、流着血坚持到战斗结束的二排排长,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。张进学,那个昏迷三天才醒来、醒来第一句话还是问战况的代理连长,也活下来了,成为后来这场战斗的重要亲历者。
薛辉荣没能等到那一天。 他用刺刀砸倒最后一个敌人之后,就倒在了王厂沟的山沟里。
那一年,中国的抗战还远没有结束。还有两年多,还有无数仗要打。但那一天,1943年5月18日,在宽城这片山里,两个连的冀东八路军用最简单的方式证明了一件事:装备可以差,但仗,不一定输。
王厂沟的山还在那里,战斗纪念碑也立在那里。石碑下面是静默的土地股票配资排行网,土地里埋着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战士,和那批他们从未见过、却在战死之前缴获的精良武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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