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民党新军阀主要包含蒋介石、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李宗仁四大军事集团。1928年2月28日，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增补蒋介石、冯玉祥、阎锡山三人为第一至第三集团军总司令。同年3月7日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举蒋介石为主席，同时补任李济深、李宗仁、冯玉祥、阎锡山分任广州、武汉、开封、太原政治分会主席。3月9日，国民政府任命李济深为总参谋长。4月6日，南京政府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。至此，四大军事集团的核心权力架构基本确立，形成蒋、冯、阎、李四派并立的格局。
第一集团军（蒋系），即蒋介石军事集团，其核心成员以黄埔系军人（含黄埔军校教官及毕业生）为主，因长期主导国民党中央政权，所以也被时人称作“中央军”。该集团实际控制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福建等东南沿海省份，地域范围虽有限，却是中国的政治、经济核心区。尤其上海，作为全国主要外贸枢纽，其对外贸易额几乎占全国贸易额的一半，且汇聚大量商业与金融精英。得益于此，美、英等国际势力与江浙财团联合支持蒋介石，提供经济与外交后盾，使蒋系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屡占优势。
第二集团军（冯系），即冯玉祥军事集团，其前身为1924年北京政变后扩编的国民军第一军，因长期控制西北地区，又被称作“西北军”。1926年，冯玉祥于绥远五原誓师，宣布成立国民军联军并出任总司令，全军集体加入国民党，接受三民主义纲领与联俄联共政策。经此整编，部队在苏联军事援助与中共党员协助下，先后攻占陕西、甘肃，继而东出潼关响应北伐。1927年4月，武汉国民政府将其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，其势力范围遂扩展至山东、河南、陕西、甘肃等省。由于控制区多属贫瘠内陆，该集团长期面临粮饷短缺问题，财政上高度依赖苏联支援及战场缴获，缺乏稳定经济基础。这一结构性困境成为长期困扰冯系发展的关键制约，也迫使其屡次试图向富庶的沿海省份扩张势力。
第三集团军（阎系），即阎锡山军事集团，其前身是以山西为根基的晋军，1926年占据绥远后形成独立军事体系。1928年北伐胜利后，阎锡山正式出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，控制山西、绥远、察哈尔、河北及平津地区，总兵力扩增至约20万，并配备独立炮兵、骑兵等精锐部队。该集团依托太原兵工厂实现装备自给，通过发行“晋钞”和输出煤矿资源换取武器，甚至购入飞机以强化战力，但其战略偏保守，缺乏扩张魄力，长期以固守山西为主要目标，最终限制了集团的长远发展。
第四集团军（新桂系），即李宗仁军事集团，其前身为1924年夏由李宗仁、黄绍竑、白崇禧联合组建的"定桂讨贼联军"。该部先后击败旧桂系陆荣廷与沈鸿英势力，于1925年完成广西统一。1926年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参加北伐，因战斗力强悍获"钢军"称号，被列为北伐军主力部队。1927年宁汉分裂期间，新桂系联合反蒋力量迫使蒋介石首次下野，促成宁汉合流。至1928年，其势力范围扩展至两广、两湖及平津地区，并与粤系李济深结盟，形成横跨中南、华北的军事集团格局。该集团以广西籍保定军校系军官为骨干，依托民团制度维持兵源补充能力，成为南方最具战略韧性的地方军事集团。
此外，还有张学良军事集团，控制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热河四省。其前身为奉系军阀张作霖统辖的部队。1928年6月，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遇刺身亡，其子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。面对二次北伐后国民革命军的军事压力，张学良于7月发表《决不妨害统一》通电，表明服从国民政府意向。经半年谈判，他于12月29日宣布"东北易帜"，降下五色旗改悬青天白日旗，奉军由此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（通称东北军）。该集团依托奉天兵工厂实现武器自产，拥有飞机300余架、重炮上千门及坦克部队，海空军规模冠绝全国（5个航空队、3个舰队），为当时中国装备最精良的军事集团。
同时，南方的李济深军事集团（粤军）也拥有相当力量。李济深身兼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、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等职，集华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。他以第四军为骨干，与新桂系结成紧密联盟，实际控制两广地区，形成独立于宁汉政权的第三势力。该集团依托广东财税实现军事自给，却因过度依赖地方派系联盟暴露政治脆弱性。第四军内部在宁汉对立时便已分裂为李济深、张发奎、陈铭枢三派，其中张发奎派于1927年发动反粤事变引发严重内耗，致使北伐中威名赫赫的"铁军"战力严重损耗，最终从革命主力蜕变为地方军事集团。
股票在线官方配资至于西南诸省军阀派系林立，名义上隶属中央，实则长期维持地方自治状态。如四川的刘湘（速成系）、杨森（速成系）、刘文辉（保定系）、邓锡侯（保定系）、田颂尧（保定系）股票配资服务，相互制衡，内战频繁；贵州的周西成（桐梓系）、王家烈（桐梓系）与云南的龙云（滇军）等则依托地理屏障自成格局。此类势力未形成跨区域政治联盟，对全国政局的影响力终究有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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